以制度紅利重構發展新邏輯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林少喜

       特朗普挑起的貿易爭端雖然暫停，但危機仍未遠去。而站在全球經濟復甦動能減弱的十字路口，中國經濟的深層矛盾正在顯現其複雜性。當人口紅利消退帶來勞動力成本持續攀升，土地資源約束加劇制約傳統增長模式，全球產業鏈重構倒逼外貿結構調整，這些顯性挑戰背後，潛藏着一個更具根本性的命題——制度供給與市場需求的結構性錯位。改革開放四十餘年的經驗昭示，唯有在制度創新領域實現突破性變革，才能為高質量發展開闢新天地。
       傳統紅利式微，制度變革勢在必行。中國經濟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低成本勞動力、土地資源及全球化市場的紅利。然而，這些傳統紅利已難以持續。與此同時，內需不足、企業信心疲軟、市場內卷等問題凸顯，反映出深層次的制度性約束：政策不確定性高、市場准入壁壘、法治環境不完善等，均抑制了經濟活力。例如，部分行業仍存在運動式監管、一刀切政策，導致企業難以形成長期預期；地方保護主義與行政壟斷阻礙了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；產權保護不足削弱了創新動力。這些問題僅靠短期刺激政策無法根治，唯有通過制度性紅利，才能從根本上優化發展環境。
       制度性紅利，是指通過制度改革和優化，實現資源更高效的配置、更公平的競爭環境和更穩定的社會預期，從而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與創造力。制度性紅利不是修補式的短期刺激手段，而是通過深層次制度創新帶來的長期結構性回報。
       制度紅利的核心在於政府治理模式的轉型——從運動式調控走向規則型治理。運動式調控的特點是政策執行依賴臨時性、突擊性的行政手段，缺乏穩定性和可預期性，容易導致市場短期化行為。最近我們呼籲制止攻擊胖東來的網絡暴力行為，網信部門也回應多方關切出手整治網暴行為，這種整治對長期積壓下矛盾的解決很有必要，但長遠的根治，仍有賴於通過規則型的治理，才能穩定市場預期和信心。而規則型治理強調通過法治化、透明化的制度設計，為市場主體提供清晰的遊戲規則，讓包括政府在內的各方共同遵守。
       法治是市場經濟的基礎。只有明確產權保護、契約執行和公平競爭的法律框架，企業才敢長期投資、創新。近年來民企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日增，問題的根源在於：地方政策執行的隨意性和模糊性、不透明的監管、國資與民企不平等的競爭環境。只有讓法治成為市場的共識和運行基準，才能解決這些問題。
       當前年輕人就業壓力大，喜歡躺平或內卷，不是他們不努力，是上升通道和機會在收縮，因此釋放制度性紅利，讓機會重新回到大多數人身邊是必要的。公開透明的政策設計、公平的發展機遇是發展動力源。
       制度紅利的釋放本質上是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轉型。通過規則重構、流程再造、權力重置，政府職能從“審批主導”轉向“服務監管”，市場活力從“政策依賴”轉向“制度內生”。這種變革呼應了二十大“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”的戰略部署，唯有以制度性開放打破路徑依賴，才能啟動全要素生產率，實現發展動能的結構性轉換。
       制度創新的深度將決定中國經濟的未來高度。當我們將視野投向更長遠的發展週期，制度紅利的釋放不應止步於經濟領域的變革，更應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推進器。這既是對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繼承，也是對加入WTO後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超越。在高質量發展新階段，制度創新將為中國經濟打開價值重構的戰略空間。